当前位置 :一、从学术思想言之，宋明理学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宗主地位。明代自朱元璋建国伊始，即独尊程朱，成祖朱棣更命儒臣将宋代理学家的著作辑成《性理大全》等，颁布天下，确定了立国的思想,构成了大明帝国的基本统治原则。故此，清代黄宗羲称之为“述朱”时期。至明中期，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严重，程朱理学的理论弊端渐次暴露，于是，以挽救衰世为目标的“王学”应运而生，风靡一时。“王学”的兴起，不仅表明程朱理学出现了危机，也预示着一种肯定主体独立性的新思潮到来。然而，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顽固性和迂回性，至清代前、中期，出现了程朱理学回光反照的局面，清代帝王继续提倡理学，且有“尊朱贬王”的倾向。虽然当时有今文经与古文经、汉学与宋学的对垒和论争，但理学的统治地位并未发生根本的动摇。
二、带有浓厚的反传统精神和冲击封建网罗的启蒙色彩。自明中后期始，适应资本主义的萌芽和王学思想的影响，反传统、反封建的早期启蒙思潮在高度的专制压迫中蔚为风尚，例如“异端之尤”李贽等对孔孟教条的否定，对封建独断论的批判都是空前的；王学“左派”的泰州学派，提倡的平民主义思想也是前所未有的。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等，更从不同侧面对宋明理学，乃至专制君主专制作了深刻批判。在文学领域，明中期，市民文学的兴起，不仅在形式上超迈“台阁体”文学和前、后七子倡导的文学复古思潮，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冲决封建伦理的束缚，实现个性解放的文学魅力。从“童心说”到公安派的“独抒性灵”，再到《金瓶梅》、“三言”、“二拍”，“四大名著”等，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封建制度的弊端，正因如此，这一时期被学界比作先秦的诸子百家，甚至被誉为东方的“文艺复兴”。至17世纪中叶前后，随着君主专制在清朝的进一步加强和对学术文化的强烈干预，风靡一时的启蒙思潮中道受挫，到18—19世纪转入低谷。然而，纵然如此，它们所蕴涵的富于近代色彩的思想因子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对近代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复古思潮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整理蔚为风潮。首先，与启蒙精神相对立，明清文化还有一股强大的复古思潮。矛头所指虽然是时文流弊，但其本质却是对传统文化的崇拜与眷恋。在明代，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摹古运动，提倡“诗必盛唐，文必秦汉”；而清代，无论是长于阐发义理的宋学，还是泥于考据训诂的汉学，皆不出复古之路；而且，在书法界、美术界、科技界，清人也是刻意复古，推重秦汉、唐宋。应该说，明清文化中这种复古与启蒙两股思潮的并存正是文化转型时期的真实表现，充分印证了社会现实决定意识形态的普遍规律。其次，是对传统文化的总结和整理。明清时期，从官方至民间，在诸多领域，都对历代传统文化成果作了反思、整理和总结，成就颇著。表现在：其一，大型类书、丛书的编纂。如明代《永乐大典》、《性理大全》、《唐宋丛书》等；清代的《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都对数千年来各类文献典籍进行了史无先例的整理，对保留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意义巨大。其二，科技文献的整理编撰。如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李时珍《本草纲目》、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崇祯历书》等；清代方以智《物理小识》、梅文鼎《历学问答》、王锡阐《晓庵新法》、王徽《远西奇器图说》等。这些文献的编纂充分显示了明清时期的科技成就，并将我国科技史的发展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其三，对古籍文献的考订整理。明代后期，在王学泛滥之时，杨慎、王世贞、陈第、焦竑等一大批学者黜虚求实，潜心考据，成果颇富。至清，顾炎武、王夫之、阎若璩、胡渭等首开考据学之先河，对先秦以来的四部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降至乾嘉时期，考据之风大盛，其中以皖、吴两派声誉最隆，他们对古书的整理研究，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总结性研究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而之所以在明清时期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风气，原因较多，如长期文化的发展和积淀；明清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为迅速；明清学者对空疏学风的纠正和反动；学术文化自身的发展，凡此等等，促成了这一时期总结、整理文化风气的炽盛。
四、“西学东渐”，形成中西文化汇合的新阶段。总体而言，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由开放走向封闭的时期，但这一时期，尤其在明末清初的百余年间，随着西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基督教文明的外播，以及中国经济文化的恢复振兴，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这种交流是从明末耶酥会士的来华开始的，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将西方的历法、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绘画、音乐等传入中国，使中国人第一次直接了解到了水平超越自己的异质文化。与此同时，耶酥会士也以书信、著述等方式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并一度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而且，这种文化的交流是在平等的气氛中进行的，本质上不同于鸦片战争时期西方文化强制入华的“不平等”交流。虽然在明清之际，在中西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更多是是西方文化进入了中国，自然科学的传入亦不过是传教士们在华传教的工具而已，且并非最新的科学成果；同时，由于清政府的干预，中外交流屡次受挫，直至中断。但客观上，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局面，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对提高了中国人的素质意义匪浅。
五、传统文化的专制程度加强，特色鲜明。在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不断的历史长河中，明清时期的文化同样包括了传统文化的一切主要内容和组成因素。但受所处时代的影响，明清文化又颇具个性，尤其在明清两代的前期，传统文化的专制程度空前加强。主要表现在：其一，大兴文字狱。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狱虽在宋代已初露端倪，但与明、清相比，无论在程度上，范围上，还是规模上，都大为逊色。其二，科举制度的僵化。明、清以八股取士，严重限制了学术的繁荣，钳制了文化的发展。其三，文化发展“模式化”。如在明代，文学领域出现的“台阁体”、“茶陵派”等，都将文学推向形式主义，“庙堂”色彩甚浓。其四，极力加强学术文化的专制色彩，维护封建统治。如明初朱元璋亲删《孟子》；成祖命修“大全”书；张居正在“盛世”之时禁毁天下书院，以及清代修纂《四库全书》“寓禁于修”等。这些都是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产物和反映，严重阻碍了文化的健康发展，并使一度兴起的启蒙、致用、实学思潮走向低潮，趋于沉寂。
六、明清文化的发展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在明代，以正德时期大致为文化变迁的分水岭。从朱元璋建国至正德时期是明初文化的保守时期；正德以后，思想文化渐趋活跃，而到万历中期，又由于“西学东渐”这一外来力量的引发，人文主义实学思潮逐渐兴起。在清代，清初经历了专制文化回归与经世思潮高涨的发展过程；乾嘉时期，新旧文化杂陈，考据之学大盛，经世思潮随继沉寂；至清后期，以今文经学为代表的经世之学复兴，成为近代改良思潮的发端。这种文化发展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除了遵循文化内部发展的基本规律而外，更是随着社会的变动而不断发生变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明清文化发展大势的观照，无疑也可以透视出明清历史的发展趋势和运动轨迹。
以上是明清文化的共同之处，但比较而言，二代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存在不同。如，明代文化出现了一种分野格局，即在明前期，传统官方文化是主体文化，发展较快，而民间文化受到压制，发展较慢。自明中后期始，二种文化却以相反的方向发展，而且下层民间文化表现出更加强大的活力，进而影响了上层官方文化，成为流行文化。而相形之下，鸦片战争之前，清代文化则基本是在官方正统文化的引领下不断发展的，官方文化一直占居主导地位，下层文化则始终作为一股暗流在官方文化的阴影下缓慢发展。又如，明代文化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表现出强烈的革新意识、叛逆精神和冲破封建束缚的勇气；而清代文化虽然较明代文化显得更为恢弘博大，但少有创新，缺乏活力。再如，明代文化的商品化程度高，尤其在明末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时，文化的流动性较1840年以前的清代更强、更快。另外，由于清朝乃少数民族所建，所以其文化就有一种天然的民族色彩，而且这特征自始至终表现出一种应有的贵族色彩和“领导地位”，从而使清朝统治者在打破“夷夏之防”的同时，大力推动以满族为首的民族文化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既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属性，同时又不同于汉唐文化特征的“满汉文化”的融合体，客观上加速了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共同提高，而这一点在明代则要显得较为逊色。
综上，在中国文化史上，明清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既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面反思和系统总结时期，也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互动时期，更是古老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转型时期，它在沿袭传统文化的基本属性之时，也表现出了独特的近代文化的特征，为未来社会文化的变革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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