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80年代以来的书法热潮中,篆刻的变化非常大,成就也很大,出现了像您这样的代表人物,您是如何看待过去20年的业绩的?
答:我最近听沈寐叟的一个后人说,寐叟当年认为中国的书画约60年一周期,鼎盛与式微依着这周期轮回。寐叟的论断是否客观尚有待论证,但其所依据的现象似乎存在:他首先认为一个时代书画艺术的鼎盛是以大师群的出现为标志,其后几十年大师凋零但余威尚在,会相当程度制约着后辈的想象能力和进取的信心,要待这些大师的人事关系淡化后,新的大师群才会孕育成长。
书画界是否如此还不好说,而印坛倒是出现过几次大师群。滥觞期的文彭、何震姑且不说,乾隆时的丁敬、邓石如是一拨;吴让之、赵之谦是一拨;紧接着就是吴昌硕、黄牧甫。吴昌硕之后直到70年代篆刻家很多,名家有王福厂、邓散木、陈巨来、来楚生,而大师,我以为只有齐白石一个。名家与大师的区别只在一个字:独,其实名家也独,只是独得不够杰出,举陈巨来为例,陈氏印章未必没有自家面目,只是有汪关的影子,影子太可怕,要了他的命。来楚生的肖形印够独,是大师水准,但篆刻不够独,有缶翁的余音在缭绕。来氏的一只脚踏上了大师的台阶,而另一只脚没有跟上,造成千古的叹息。
当代篆刻高手云集、新手层出。若按寐叟的理论,是该到出大师的周期了。高手云集得益于太平盛世,新手层出缘起于信息交流。就我们时代的整个艺术水平而言,其印人之众多、水平之整齐都是以往时代难与为匹的。从个体看,目前的高手、新手都还壮年,距大师的火候仍有差距。更何况印坛竞争激烈、群雄正下场逐鹿,胜负还不很明了。再说了,大师不是同时代人自封的,得由后人评选才行。
问:近年来,篆刻创作思潮又有新的动向,如大家争着刻元朱文,与前些阶段大家争着刻大写意印章,同样显得不够成熟。假设您是评论家,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答:篆刻与书法一样,学习的方法是临摹,照单临摹是初级阶段,而依着别人已有的艺术风格的思路进行创作,其实也叫临摹,是临摹的高级阶段。由于这种临摹有时与创作的界限不很明确,又是历来所有篆刻家的必经之路,所以人们已习惯将之等同于创作。而真正创作的概念应该是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的艺术创造。这创造二字的分量非常重,它与“发明”“伟大”一类的词相比邻,“模仿”,则是它的奴仆。
由于创造很难,几十年才有一个齐白石,为了我国文艺复兴,我们目前不能把艺术创作的标准定得那么高,特别是大赛大展关乎群众热潮,不能吹冷风打击积极性。凡作品看得去,或者说临摹达到高级阶段,我们就赞赏鼓励而不作批评。陈巨来模仿元朱文,刻出极其娴雅安适的意境,无疑是很杰出的篆刻家,但他创造性不足,所以我认为他够不上大师。时下年轻印人学陈巨来自然是可以的,但若将其视作终极的模仿对象去追求,未免定位低了些。至于“跟风”模仿则要不得。艺术贵在创造。创造须要想象力,而我国人民普遍缺乏想象却是现实。
问:您的篆刻创作以一直特立孤行而引起各方人士的争议,篆刻艺术是一门必须创新的事业,也是一门特重延续性质的传统艺术,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作?以及如何看待他人的评论?
答:艺术创作受时代审美的制约,艺术创作有时有超前性而时代审美一般有滞后性,从理论上讲,时代审美鼓励美术创新,而事实上创新要让时代审美认可却不会一帆风顺。说具体点,你的作品要出版展览,上面有编审评委在看稿,不仅编审评委,还有许多老师、朋友也同样让你感到作品要通过的压力,你每一闪念都要环顾四周,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创作的作品无论如何不能说是自由的,倘若你勇猛直前无忌惮,十有八九要碰壁。这就是制约,制约未必是坏事,它使你更懂得精益求精,催你上进学习。但如果作一设想:你的艺术已经享有社会声誉,在你的前面已经没有老师、没有前辈,甚至连同辈也没有了,举目全是晚生,你的任何创作都会赢来赞许,至少在你耳闻的范围之内。这时你的创作会很自由,创意不受顾忌,你就会体会到为什么齐白石、黄宾虹、朱屹瞻,愈老愈大胆的原因。创作心态的自由是艺术飞越的不可或缺的保障。
我深知创作心态自由的可贵,在我的资历和年龄还未到这种自由的时候,我已经自我模拟提前进入了这种创作状态。进入自由状态的人是不在乎他人怎样评论的,他等待的是历史的审视。
问:就我的感受而言,您的篆刻创作好像在追求一种寓意较多的奥博境界,与您的随笔创作是两种不同的方向,从您的篆刻作品中我谈到更多的是您丰富的生活体验与艺术经历,从您的随笔中我谈到更多的是总结性的学理感觉,两者之间的依靠什么来支撑使之维系着平衡状态?
答:我对篆刻创作有个明确的追求,也是终极追求,就是印如其人。印如其人与书如其人一样,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一般说,只要全身心地以平常心态投入到书法篆刻创作中,到了比较高级的阶段,作品自然而然会如其人,用不着去刻意追求。但这只是粗线条的相似,比如一般的审美趣味,大概的性格走向,以及模糊的气质等等。如果欲使小小一方印章包容更多的信息,如比较丰富的审美,略为复杂些的哲理,以及比较精确的性格、气质、情绪等等,总之是细线条的相似,那就非常之难。从“粗线条”进入“细线条”是一个大工程,虽然我已理出了一个头绪,但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技术手段,努力吧!
我小时爱好文学,古典的、西方的都喜欢,但写文章却不是我的长项。偶尔写些论艺随笔,句句都必须是自己深刻认识的,套话、虚话、应酬话我一句也写不来,但行文总不能都是直来直去,文贵曲,所以有时就写玩笑话。但直也罢曲也罢,文一定要直,我们生活在假大空的文字里实在太久了。
问:“篆刻理论与篆刻创作相比,还是比较滞后。大量以搬用洋名词而巧立名目的文章,使篆刻艺术中一些原来比较清晰的道理反而复杂化,说明理论界存在着食洋不化的弊病,您是怎样看待的?
答:中国艺术向来有重史不重论的倾向,即使论也只是简短的论,像孙过庭的《书谱》洋洋数千言实在是个特例。现代学科观念是全盘从西方引进的,西人治艺先说后做,中国人先做后说,甚至只做不说,所以有“擅者不言,言者不擅”的说法。我不在乎理论文章的中式或西式,虽然自己不写理论文章,但我尽量多读。逻辑思维比形象思维复杂,从事形象思维工作的人应多读逻辑思维复杂的文章,这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不要盲目将理论作为引导自己实践的指南。最好的办法是他说他的,我做我的,如果觉得他说得太对了,必需聘为向导,那么应该细细斟酌一番:它是否有经验?导过几个成功人士?考量过后豁出去,跟着他走,至死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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