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杂技、魔术、驯兽在古代统称角抵、百戏。此项技艺源于北方。河北吴桥、江苏盐城、山东聊城等地均为杂技之乡；其在南方的发展，当始于南宋。明嘉靖以来，南京、杭州等地亦有史料记载。上海地区最初的文字资料则见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申报》。清同治年间，天津艺人朱连奎与姑苏艺人吕子坚在黄浦江畔外国轮船和新北门外天一茶楼等地演出。之后，田永奎、邱现荣、朝秉谦、孙富友、尹士林等陆续来沪献艺。清光绪十年（1884年）在《点石斋画报》上刊载画家吴友如的《豫园把戏园》，画面上有“走大绳”、“蹬高梯”、“顶碗”、“花坛”等众多节目，在四人乐队伴奏下同时演出的生动场景。此外《清稗类钞》、《瀛壖杂志》和《淞南梦影录》等书刊，记载了国外车利尼、马丁尼及海京伯等马戏团来沪演出的情况。至此，上海已逐步成为中外杂技荟萃的城市。
民国元年（1912年）楼外楼、大世界、大新、先施等游乐场相继开业，在沪的杂技艺人开始有了相对固定的演出场所，并赖以生根繁衍。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上海杂技史上的著名人物，如被称为南派魔术一代宗师的莫悟奇以及张慧冲、莫非仙、邓文庆等；口技艺术家有尹士林、孙泰、周志成；杂技艺术家潘德霖父子、邱胜奎、田双亮等。其中张慧冲以高超的艺技演出《腰斩活人》，威慑尼古拉；孙富友以九把飞刀、三把板斧的“飞刀”和新颖的空中“十字大飞人”节目，技超“海京伯”的故事，在上海杂技史上传为美谈。随着经济文化发展，上海迅速成了国内杂技重要集散地。民国7～15年出版的《上海指南》上，就载有朱西山、邱现荣、科天影等十多个魔技班社，仅大世界、先施乐园等数家游乐场内，个体艺人数以百计。当时，外来上海谋生的艺人，大都在街头卖艺，人称“露天职业之群”，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如口技演员孙泰的业师尹士林（艺名开口笑），就是从开封牵了驴子流浪到上海的。旧社会的艺人，处于颠沛流离的艺术生涯和苦楚不堪的境地，且有不少人因受饥寒交迫，而倒毙街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杂技艺人在政治、经济和生活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51年11月，以神州魔术团和邱家班为基础，加上李殿起、张立永、王玉振、张凤池等47人组成市属专业杂技团——上海市人民杂技团（后称上海杂技团）。嗣后，其他当时在沪的30多个杂技团、社、档，100多名从业人员，陆续分别组成区属民办公助的江南杂技团、上海魔术团、红色杂技团、星火魔术团等专业团体，由黄浦、南市、徐汇、长宁等区归口管理。原先以家庭、师徒关系维系的10人左右的小班和个人单档，都逐渐演变成机构健全、品种多样、规模较大的杂技团体，艺术上去芜存菁，推陈出新，许多传统节目得到继承和发展，并创排不少大、中型新节目。从此，杂技艺术步入艺术殿堂，与千百年来走江湖、耍把戏浪迹天涯的苦难生活，划上了句号，上海杂技艺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传统节目得到继承和发展，并创作出不少新节目。如以前演员演出《扯铃》只是各演各的动作，田双亮演出的《扯铃》，就改进为4个女演员作陪衬，田在当中表演其“抖大盖”的绝技，一会儿“上高线”，一会儿“跟头接盖”，4个女演员在四对角表演“串腰”，相得益彰，引起轰动。孙泰的《口技》，不仅把传统小段“画眉争食”、“捉蝉”、“婴儿哭”等演得惟妙惟肖，而且根据现代生活和赴朝慰问的经历创作出“开火车”、“打敌机”等新节目，获得了广泛好评，并在1956年华沙国际杂技比赛中，获得金质奖章。此外，还有邱胜奎的《古彩戏法》、张国梁的《顶技》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代表性节目；以及以《大跳板》为重点，先后发展起了《空中吊环》、《钢丝跟斗》、《倒立技巧》、《钻桶》、《溜冰》、《跳板蹬人》等一大批对中国杂技具有影响的节目。
20世纪60年代，上海杂技走上了多品种，多姿多彩的道路。“魔术”这一从西欧、日本流入的幻术节目和表演形式，与中国的戏法融合，呈现流派纷呈的繁荣景象，利用声光技术，制作精巧的张慧冲巨型魔术《马遁》、《缸遁》，曾在龙门大戏院演出连演18个月；还有朱腾云的《炮打真人》、《银球飞行》，和手法明快，以指上功夫见长的莫非仙的《束手》、《一球化四》、《画鸡取蛋》等。1960年，莫非仙为在上海开会的中央领导人连续13个晚上演出100多套魔术节目，可见节目之丰富，表演之精彩。空中节目也日益增多，《蹦床飞人》、《走钢丝》、《双爬竿》等，给杂技舞台增添了光彩，满开兰等吸收体操吊环和传统皮条技艺创造的《空中吊环》，底座高空倒悬，双手持环或持皮条，牙咬，由尖子演员表演“吊环十字”、“牙咬抡平”、“脱扣子”等动作，最后演员在空中倒立之际，猛将绳结脱开，直落而下，眼看冲到观众头上时嘎然而止，化险为夷，效果极佳，一时风靡全国。1961年上海市人民杂技团成立马戏队，把“驯虎”、“驯狗”、“马术”等搬上舞台。刘春燕表演的小狗“开门”、“跳圈”、“识字”等，引起观众浓厚的兴趣，演出盛况空前，连满数月。上海杂技以其丰富的内容、精湛的技艺、鲜明的特色，独树一帜，确立了在全国杂技的重要地位。1964年，上海建成第一座杂技专用场所——上海杂技场，使上海杂技更有了用武之地。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杂技与其他剧种处于同样命运，遭受了沉重打击。一时组织瘫痪，业务停顿，除了少数的杂技技巧硬套政治口号的所谓革命杂技歌舞剧外，已无杂技可言。1971年，为招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及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上海人民杂技团才恢复了正常的排练、演出活动，并把一些区属杂技团的主要业务人员调入该团，上海杂技才得以保存一部分业务骨干，为后来的发展积聚了力量。
改革开放新时期，给杂技艺术创造了繁荣发展的大好机遇。上海杂技经过多年的积累，经常演出的已有翻腾类、平衡类、力技类、竿类、耍弄类、柔术造型类、高空技艺类、驯兽类和口技、魔术、戏法等100多个节目；形式则注意调动编导、音乐、舞美、灯光多种艺术，提高杂技表演的整体艺术性，把高超的杂技技巧与精妙的艺术构思结合起来，给人以优美、新颖、完整的艺术享受。自80年代起先后有二十多个节目在国内外比赛中获奖。程海宝等表演的《大跳板》，借助一块跷跷板的弹力，以一连串的稳健、准确的动作表演“360°旋”、“直体二周”、“空翻三周落三节人”，直至超世界水平的“单底座三节人”的尖端技巧，艺压群雄，获得第二届全国杂技比赛榜首。1984年潘素梅表演的《跳板蹬人》，以精心设计的“后翻两周落脚”、“连翻”、“对穿接顶”、“双人落低椅”等一系列跳翻和蹬翻相结合的动作，夺得“摩纳哥城市奖”。1985年蒋正平、李月云表演的《顶碗》，以他们创造的对手翻滚动作和“底座起平顶上单手顶”，“顶摞顶”等高难度动作，在巴黎明日杂技节上，为上海杂技赢得了改革开放年代第一个国际比赛金奖。陆星奇、张秀红表演的《驯熊猫》，道具吸收了竹制家具的特点，附加竹叶图案作装饰，营造了竹圃氛围，给观众以熊猫来自中国竹林故乡的联想，增添了浓郁的民族色彩；又精心设计了以“跟斗”、“骑木马”、“蹬球”、“滑滑梯”、“坐车吹喇叭”、“举花示意”等一组组儿童游戏式的动作，展示了它珍贵、调皮、憨态可掬的形态，国宝熊猫成了上海杂技最受欢迎的明星，饮誉京华，风靡全球。此外，魔术《变脸》、《牌技》和《驯猩猩》、《驯大象》、《驯猫》等节目，都是过硬的绝活。
近20年来，上海杂技团频频出访，走遍欧、亚、非、美诸大洲30多个国家，在海外剧场、博览会、饭店等处大小演出1万多场，在全国名列前茅。研究宣传工作也取得不少成果，先后出版《中国杂技艺术》、《中国杂技史》、《中国魔术》、《马戏——没有边疆的世界》等著作，还编写《当代中国杂技》，创刊《杂技与魔术》，拍摄《姣姣小姐》、《飞燕曲》、《家庭宴会》等反映上海杂技内容的电影、电视，进一步开拓了杂技事业。1988年，中国第一所中等专业学校——上海马戏学校诞生，为正规化、专业化地培养杂技后备力量，为造就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杂技艺术人才，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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